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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章 支持的聲音

2015-03-17 14:01:41 人點擊
導讀: 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社會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最基本的特征。同其他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一樣,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符合犯罪的本質特征。社會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最基本的特征。同其他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一樣,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在一定程度上,就其誘惑力而言,此類行為具有社會危害的多次性和持續性,在某種情況下,此類行為可以達到財物賄賂達不到的目的;此類行為導致權力質變,導致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滋生新的腐敗現象。其社會危害性程度與財物賄賂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對此類行為,應規定為犯罪,用刑罰懲罰。設立“性賄賂罪”不僅可以防止國家工作人員以“生活作風”問題或用黨紀、政紀來規避法律制裁,而且能真正加強對性賄賂犯罪的有效控制。

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符合賄賂犯罪構成要件。認為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屬于賄賂犯罪的一種表現形式,符合賄賂犯罪構成要件。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所侵犯的客體與賄賂犯罪相同。賄賂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同樣侵犯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

在客觀方面,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與受賄罪具有一致性的特點。受賄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具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財物,或者接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在客觀方面同樣表現為行為人具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要性服務,或者接受他人性服務并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主體都是國家工作人員。在主觀上都是故意。刑法是社會控制的最后防衛手段。從立法趨勢來看,提出性賄賂犯罪行為“入刑”問題具有前瞻性,它起碼能對性行賄、受賄行為人產生震懾。法無明文規定,將產生法律的空當,不利于反腐倡廉和對賄賂犯罪的打擊。性賄賂行為的發案率呈蔓延擴大趨勢,而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象,權色交易和權錢交易一樣,已經成為公權和私利交易的最主要的一種形式。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不僅屬于道德調整范圍,也是法律調整的對象。法律和道德本身就是相互交織、相輔相成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要求,將嚴重破壞倫理道德的行為用法律來調整,順理成章。

如果國家工作人員道德水平敗壞,嚴重影響到政府權威,還只視為生活作風問題,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勢必會放縱腐敗犯罪。

至于如何對國家工作人員接受性服務行為進行刑法規制,肯定說又分為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提出把性賄賂從現有的賄賂罪中獨立出來,單獨成立一個新的罪名--性賄賂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應立法擴大賄賂內容,將性賄賂納入法的調整范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典第385、388、389條進行修改,將條文中賄賂的內容“財物”擴大為“財產性利益和其他不正當利益”,性賄賂即屬于其他不正當利益。

第三種意見認為應當采取增設條款的方式,在第385條下增設1款,作為第2款: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接受他人或第三人提供的性服務,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按第1款論處。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某教授的觀點與上述見解相似,他認為--根據刑事立法基本原理,一種行為之所以被規定為犯罪,一是因為具有407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危害與刑罰相當;二是其他措施不足以遏制,只能動用刑罰手段。性賄賂行為已經具備了這些條件,應當入罪。

性賄賂的內容是權色交易,其本質是出賣國家公權換取不正當性利益,這與經濟賄賂是相同的,其危害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性賄賂泛濫的社會現實之下,將其入罪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

首先,性賄賂已成為一種非常普遍的權力腐敗形式,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據相關統計,被查處的貪官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干部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刑法的根本功能在于解決社會問題,刑事立法應追求務實,順應社會需求。

其次,性賄賂社會危害性極其嚴重。在貪腐官員已有相當雄厚的灰色、黑色經濟實力的情況下,性的誘惑更能吸引他們,而不正當性利益往往會令人作出更為巨大的權力“奉獻”。性賄賂滋生了更為嚴重的權力腐敗,引起了公眾的強烈憤慨,對其進行刑罰制裁已成為社會共識。根據中國社會調查所(SSIC)的調查,69.9%的公眾認為權色交易現象嚴重,84.7%的公眾認為應該增加“性賄賂罪”。

再次,以刑罰手段遏制性賄賂更具有效性。當前性賄賂不能構成犯罪,

一般也不能認定為違法(如果不屬賣淫嫖娼),主要是依靠黨紀、行政紀律予以處理,被定性為“作風問題”。紀律措施執行力度本來就不大,執行效力本來就不高,再加上督管者與被督管者之間的人情關系,互相掣肘、投鼠忌器時有發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成為常態。

依靠自查自糾、道德修養等柔性手段來解決此問題,已被現實證明為不切實際。而刑罰制裁更具嚴肅性和公正性,刑罰制裁的確定性增大了遏制的力度,刑罰的嚴厲性增加了作奸犯科的成本。

性賄賂可區分為提供性服務型的性賄賂和“奉獻型”的性賄賂。

第一類,提供性服務型的性賄賂,即雇請賣淫者為公職人員提供性服務。如顧新諧讓紅樓小姐陪官員洗浴睡覺、私營業主周雪華空運賣淫女供胡長清享用等等。這種性賄賂涉及的性關系具有市場交易性質,與物資利益緊密關聯,可以直接以金錢衡量,容易量化(如轉化為“嫖價”或以次數計),在當前刑法的思維定式之下,入罪相對簡單。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給予嫖資”可被認定為受賄,例如長江凈水城建公司原副總經理溫某,就因收受嫖娼費而被認定為受賄罪。但接受他人已付費的賣淫者的性服務卻不能被認定為受賄。應當說,這兩種情況的內容和性質是相同的,不應有所區別。在性賄賂入罪后,即可直接將性服務作為受賄內容,無需轉化為金錢計價。

第二類,奉獻親友型或自己獻身型的性賄賂。指進貢妻女親友,或者自己充當“二奶”、情婦、小蜜,以換取職權利益。這種性賄賂涉及的性關系不具市場交易性質,與包“二奶”、一夜情等悖德行為類似,有時還涉及所謂“真感情”問題,易被誤讀為道德問題,入罪相對困難一些。但顯然,性賄賂不僅涉及不正當性關系即“性”要素,更重要的是涉及利用公權謀取利益即權色交易要素,其著眼點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在有客觀證據可以證明存在“謀取利益”的情況下,即使存在“真感情”,對其定罪也無可厚非。依照現行刑法規定的徇私枉法罪,徇合法妻子之私情而枉法尚可構成犯罪,何況是徇非法“二奶”之奸情而濫權瀆職呢?當然,對于這種性賄賂定罪存在著取證、認定方面的難題。

在客觀上,性賄賂是由“發生性關系”和“謀取利益”兩個方面要素構成的。證明“發生性關系”的難度與證明發生強奸和賣淫嫖娼的難度差不多;“謀取利益”與行賄罪、受賄罪中的“謀取(不正當)利益”別無二致,可采“應允說”也可采“行動說”。知情人證言、現場殘留物、錄像、錄音等證據材料均可成為證明證據。其取證和認定難度并不高于行賄罪、受賄罪、徇私枉法罪、聚眾淫亂罪等犯罪。

性賄賂的入罪途徑,一是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以擴張解釋的方法將性賄賂納入賄賂犯罪之中,二是通過刑法修正案另立新罪名。由于“性利益”這種非物質性利益與現行刑法將賄賂限定為財產利益存在沖突,故另立新罪名更為可取。可以考慮增設“國家工作人員謀取非法利益罪”,不僅將接受性賄賂包括進去,而且將獲得安排子女升學,幫助本人或他人就業、調動工作、晉職晉級等非物質性利益包括進去。在立法時還需考慮“性利益”的范圍、謀取利益合法與非法、行賄者是否處罰、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可構成犯罪、與瀆職罪的關系、刑罰輕重等一系列問題。

性關系本身應屬道德問題,但當性關系成為公權交易的砝碼時,它就成為了刑法問題。將性賄賂入罪,必將是大勢所趨。

文章來源:千客小說 編輯: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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